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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解密》——第49期

发布时间:2016-06-15 阅读次数:


图为:董必武





图为:1951年勘察核实“一大”会址时拍摄的兴业路76号、78号房屋情况的照片。




图为:董必武写给何叔衡的信(本版图片由湖北省档案馆提供)




  编者按

  从嘉兴南湖到天安门城楼,中国共产党已走过95年的光辉历程。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纪念建党95周年之际,今起《档案解密》推出“红色档案”特辑,钩沉荆楚儿女在革命奋斗史中鲜为人知的人和事,既是追寻、追思,更是启示、昭示。

  烟雨蒙蒙中,嘉兴南湖的“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出发开始领航中国。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是在上海法租界召开,后被密探发现,代表们紧急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由于会议是秘密进行,曾一度找不到相关文字记载。

  上海的中共一大会址是怎么找到的?湖北为中共一大召开作了什么贡献?一封董必武的书信带我们还原历史始末。

  湖北共产主义第一缕星火


   1920年8月的一天,蛇山脚下抚院街(今武昌民主路)上,“张国恩律师事务所”的简陋小屋里,七位青年在这里秘密聚会。

   这七个人经历各异:董必武、刘伯垂和张国恩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中国同盟会;陈潭秋、赵子健、包惠僧是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并经历五四风暴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郑凯卿是文华中学校工,七人中唯一的一名工人党员。

   1919年初,董必武从鄂西赴上海,向孙中山申诉从事护法运动的鄂西靖国军首领蔡济民被害一事。孙中山满腔悲愤,无能为力,徒唤奈何,困惑和迷茫笼罩在董必武心头。这时,他遇到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湖北同乡李汉俊(潜江人)。不久,五四运动武汉地区的学生领袖陈潭秋也来到上海。李汉俊向两人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推荐一批马克思主义书籍。三位湖北人在黄浦江畔彻夜长谈,相互砥砺:中国革命要胜利,非遵从马克思主义不可。

   董必武回到武汉,在武昌涵三宫办起一所新型学校——私立武汉中学,向学生传授新思想,成为华中地区进步知识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

   1920年夏,陈独秀、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并起草了第一个党纲。此后不久,董必武接到李汉俊来信,邀约在武汉组建与上海一样的共产党组织。由此有了开头所讲的七人聚会。会上,大家推举包惠僧为负责人,正式宣告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成为全国最早创建的6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

   1921年6月,董必武、陈潭秋代表中共湖北党组织启程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中共一大总共有13名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这13人中,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刘仁静、包惠僧是湖北籍。


  李书城家还是李汉俊家?都对


   1929年,因向共产国际提供报告需要,中共一大湖南籍代表何叔衡写信董必武。此时,董必武正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时隔8年,董必武称“我已记不甚清,只尽可能地写出来,供你们的参考。”

   董必武详细回忆了参会代表、议事内容等信息,他特别提及,“会场是借李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编者注:回忆有误,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

   省委党史研究室有关专家表示,中共党史全面系统地梳理和记录大约从延安时期开始,董必武1929年写下的这份信函,是中共有关一大会址的较早书面回忆。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成立工作小组,寻访中共一大会址。根据“一大会址在贝勒路李汉俊家”的线索,又请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亲自到原址确认。1951年5月,原址照片被送到中央。毛泽东、董必武证实一大是在李书城(李汉俊的哥哥)家中举行。时任农业部部长的李书城也向寻访组提供了房子的大概位置,也就是解放后改名为兴业路76号、78号的房屋。

   李书城是李汉俊的二哥,曾于1902年公派日本留学,参与筹建同盟会。1920年到上海,与其弟李汉俊在望志路、贝勒路之间购买106号和108号两幢房子。他们将两栋房子的内墙打通,连成一家,外称李公馆。

   李书城非常支持胞弟的革命活动,一大召开时,他正巧到湖南去了。所以,“一大在李书城家”、“一大在李汉俊家”两种说法都是没问题的。

   1922年,李氏兄弟卖掉了房子,至上海市委寻访查勘时,这里已变为一家卖机器面条的“恒昌福面坊”。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1952年5月22日,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76号、78号两幢房子。7月1日,一大会址经初步修缮后,暂时实行内部开放。

   1954年3月,中宣部请湖北籍一大代表包惠僧及李书城夫人薛文淑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薛文淑对当年家室的布置作了详细说明,“李家长方形的大餐桌从来都是放在楼下的,如果一大代表是围着大餐桌开会,会场应该布置在楼下。”

   1956年春节,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董必武也来到纪念馆,他仔细察看了房屋内部结构和摆设,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他分析:“当时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

   董必武指着楼下一扇窗说:“这儿原先好像是道门。”纪念馆工作人员仔细查看,发现这扇窗户是砌砖之后改装的,充分说明董必武的记忆是准确的。经反复调查核实,最终,会议室从楼上搬到楼下,完全恢复了历史原貌。

   这次视察中,董必武应邀为纪念馆题词,他写下“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这句话出自《庄子·人间世》,原文为“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是指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


   【述评】

   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无疑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便焕然一新。由“简”到“巨”的事实也说明,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力量才是坚不可摧、才是有着旺盛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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