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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化的哲学底蕴

发布时间:2016-10-21 作者:张武 梅珍生 阅读次数:

  在一体多元的中华文化中,荆楚文化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放射出璀烂夺目的光芒。从主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的尹吉甫,到主张“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的季梁;从帮助越王勾践“施民所善、去民所恶”的文种,到“上下而求索”的屈原;从张扬“南方之强”的老庄,到两度作楚兰陵令而晚年退居兰陵从事著述的荀况等;一代代哲人的深沉睿智,使荆楚文化之树获得了丰厚的滋养。荆楚文化所表现的致思方式,在中华文化中,也具有独特的性格魅力。 
  荆楚文化的哲学智慧首先体现在极大的包容性。出于史官的道家者流对楚文化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老庄哲学即其代表。道家的平等、宽容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楚文化的精神。老子的《道德经》揭示了宽容是正义的前提条件,也是最接近自然法则的心态。庄子反复措意于大小之辩,在通过对大和小、有限和无限的比较中,克服了“一曲之士”的主观片面。他肯定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这种包容的态度,成就了楚文化精神底蕴的第一个特色。正如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指出:“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子之文,音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行芳洁,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记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庄》、《骚》之间这种“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宏逸变幻”的特征,既是楚国江汉川泽自然环境的折射,又是“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国语·楚语下》)的文化包容意识的体现。 
  荆楚哲学的第二个特色是重义理,善思辨。无论是先秦时的老庄学派,还是两汉荆州新学、南北朝至隋唐的湖北佛学以及近代江汉新学,其学术特征均重哲理与思辨,具有较为突出的思辨性。在南北文化分野中,产生于江汉潇湘间、以泽国为主要地理特征的道家学说,表现出了崇尚虚无,活泼进取,“大抵遗弃尘世,渺视宇宙,以自然为主,以谦逊为宗”的特征。他们学“究天人之际”,深探“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宇宙精神,体现了人与天、地、道同大的自觉意识,又具有齐同物我、平视神人的博大眼光。因而有的学者将先秦道家视为中国轴心时代“哲学的突破”的代表,而它所展示的正是楚文化精神的思辨特色。作为楚文化精髓的道家哲学,它的思辨性还表现在对“有”与“无”这对哲学范畴的理解上。道家对短暂的“物”与永恒的“道”的分别,不仅为同时代的其他诸家所不及,而且可以与古希腊的哲学理论一比高低,它比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区分,具有更高的抽象性与思辨性。道家的这种思辨性哲学思维方式,与楚民族的精神信仰有极大的关系。在不少论者看来,《楚辞·九歌》中的“东皇太一”,就是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的太一,在老子文本中,则是“道常无名”、“吾强为之名曰大(一)”的“大一”,也即是楚人所宗奉的统管一切的天神。老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太一”进行抽象化,理念化。如果这样还原老子哲学创造的土壤,那么老子哲学的意义,充其量就是处于神话思维向理论思维、原始思维向哲学思维过渡阶段的地位。因此,我们更应该看到老子将“道”从神话思维的具体表象中抽象出来,把“太一”天神进行抽象化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的开创性意义。 
  荆楚哲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否定性。它的否定性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否定,是对现存的、或公认的规范的突破。这以先秦道家对三代以来的礼乐传统深刻的批判为代表。老子称礼为“忠信之薄而祸乱之首”,庄子也多方指斥仁义,摈弃礼乐,这与同时代诸子对传统的认同是大相径庭的。当然,否定的理论,如果还仅停留在口头上,徒然只有耸人耳目之效,是不足惊奇的,而实际方面的否定,则显示了某种文化自信的力量。在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态度方面,楚国文化既有对中原文化的本原无知,也有对中原主流文化的自觉对抗。在长期浸润中原礼乐文明的人看来,楚人不以为忤,而且不过是“南蛮鴂舌之人”,楚人在政治生活中也自觉地打出“蛮夷主义”的旗帜,以“我蛮也,不以中国之号谥”来对抗周天子的责问。但这种敢于以自己的意志来否定中原礼法的束缚的行为,正表现了一种大胆突破、大胆否定的创新精神。在老庄思想中,否定思维第二个层次是表现为对“无”的功用的肯定。“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就是没有,就是消亡,就是对现存的否定,即使在古希腊的智者那里,“无”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老庄则别具慧眼,他们从“无”中发现了“有”的有限性,而“无”则是世界的另一半,而且是“有”以之发挥作用的一半。老子以生活中“习焉而不察”的事例,揭示了这一真理。他指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庄子与惠施所辩难的大瓠与樗树的身上,惠施看到的是它们“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工具价值,而庄子看到的则是“无所可用”者的自身目的。所以,在《逍遥游》中,庄子借连叔之口,表达了唯有审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的审美主体性原则。他说:“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惟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的确,生理的局限,会使我们丧失对美的感悟;心智的缺陷,更会使我们丧失对“道”的领悟,这也就像蓬间雀对高飞九万里的鲲鹏的隔膜一样。因而,楚文化中所浸染的否定性思维特征,就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简单批判、简单的舍弃所能概括的,它是在对事物的否定中达到扬弃的目的,是对否定的否定,更是高出同时代思维水准的创造性展示。(张武 梅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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